战斗在五星红旗远航前

——程丽川与新中国远洋航运业的起步发展

前言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破坏和联合封锁，新中国的航运事业和国内经济建设举步维艰，直到1961年，挂五星红旗的远洋船舶才第一次扬帆远航。为了这神圣的一天，在建国后的十多年间，第一代远洋海运人筚路蓝缕、舍生忘死，为打破封锁、发展远洋海运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侨利/益丰船务的创立者程丽川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值此益丰公司成立60周年之际，作文以记，缅怀远洋海运史上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一、从爱国商人到远洋事业探索者的人生选择

程丽川，又名程文铸，生于1907年，福建省莆田县涵江七埭里乡溪口村人，由于幼年家贫，父母早逝，他仅读一年半的私塾便辍学务农、外出打工，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他先后到东南亚及香港、台湾等地经商，到新中国成立前，他已经是一位家道殷实的华侨商人。

原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中间）接见程丽川先生伉俪（左右侧）

1950年，大陆解放，不久抗美援朝爆发，为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和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大陆进行了军事和经济的全面封锁。在此期间，作为一名爱国商人，程丽川先生经常往返于国内和印尼、新加坡之间，把军用轮胎、汽车配件等国内紧缺物资通过国内开设在香港的华夏公司等中转回内地，支援国家建设。

按照这样的人生轨迹发展下去，程丽川先生原本可以借助时局和华侨的特殊身份，走一条报效祖国、发家致富两不误的人生道路。但是命运在1951年的春天，让他重新做了一次选择。

1951年1月，程丽川从新加坡返回福建过春节， 2月间，他的友人傅乃超受福建省贸易局盛一群局长所托到访程宅，谈及国民党匪帮的军舰横行福州口外，大肆劫掠往来船舶，海运受阻，福建的经济民生受到很大影响。劝说程丽川不要再回新加坡，到香港去搞运输工作，帮助家乡突破封锁，复兴经济。

（背景介绍：1949年，国民党当局全面退败台湾，为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利用残存的海空优势封锁中国大陆沿海港口，对所有开往大陆口岸的中外船只进行无差别的拦阻检查，如果被认为有“资匪”之嫌就连船带货没收，拒不配合的船舶还会遭到野蛮炮击和飞机轰炸。从1949年起至1954年10月，228艘各国船只先后在台湾海峡附近受到国民党海军的围堵、攻击和骚扰，其中被劫掠走68艘，被击沉8艘，被炮击、洗劫、骚扰152艘次。）

由于敌人的封锁，香港到内地的海运工作是比从海外往香港转运物资艰险百倍的任务。组织上为什么选择了程丽川，如今已无从考证，但作为破封锁的常规手段，建国之初，国内曾大量租用侨、华商船为国内运输物资，由此判断，程丽川或许并非组织上的唯一选择。

但是对于程丽川本人而言，选择只有两个，干，还是不干。不干——作为一名海外华侨他拥有这样的选择权，但这将辜负国家的嘱托和人民的期望；干——他也有种种顾虑：一方面，考虑到自己从事的业务与船务无关，担心力所不及；另一方面，也忌惮于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猖獗活动，恐出师未捷便血洒香江，连累亲属……程丽川夙夜忧叹，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最终做出了决定：服务国家需要，承担组织派予任务。

未免后顾之忧，他将新加坡业务交由亲弟经营，省内的业务交给家叔及从弟料理，此后还登报声明：脱离家族、脱离公司事务。孤身一人赴香港创办船务公司。其时，他的子女对父亲的行为很是不解，还抱怨说：“我们全家在新加坡生活安定、事业发展良好，何必舍弃一切，冒着生命的风险，回国发展不熟悉的船务。”程丽川说：“我们虽是华侨，但骨子里永远是中国人；漂泊二十余载，须知先国而后家；新中国刚成立，我想为人民做点事、为家乡做点事，不愿独善其身、更不能坐视不理。”

二、组建“三兴船务行”，租船支援国内建设

1951年5月15日，程丽川以侨商的身份在香港成立“三兴船务行”[0]，程丽川任经理，对外名义上为上海茂林船务有限公司承租外轮，运输福建出口木材等物资。

（背景介绍：茂林船务成立于1950年9月1日，对内受上海市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对外以私营的名义，通过租用船舶的形式指导三兴船务行的工作。）

在突破台湾海峡禁运、封锁的斗争中，程丽川先后租用“安登”轮等英国籍船舶，来往于香港、福州、涵江、泉州、厦门和上海之间，把福建的土产、木材运往海外，运回国内紧缺的化肥、饲料、建材等物资。期间，他多次假报卸货港的方式，骗过敌人在香港的耳目，船到福州口外，再趁封锁海口的敌舰不备，组织船员冲口，如此反复多次，均顺利完成任务。在此之前，由于外商垄断，南洋航线运价水平居高不下，国内外贸运费外汇损失很大，通过三兴船务行的介入参与，仅四个月时间，便将航线运价水平压减了60%左右，如福州至上海的运价由120港元降至50港元，茶叶杂货由涵江至香港的运价由300港元降到了100港元左右，为福建省出口单位节约外汇上千万，不仅顺利完成了组织交办的任务，其自身盈利也达到200万元人民币。

程丽川先生亲手所做简报，记录这一时期国民党封锁中国沿海抢劫货轮的暴行

三、创办侨利公司，坚持战斗在破封锁的第一线

正当程丽川摩拳擦掌准备进一步扩大规模，购买自有船舶经营的时候，1952年7月，福建贸易局与华夏公司、茂林公司再次派员到访，告知因为国家政策调整，南洋线的运输将改由茂林船务专营，三兴船务行可以歇业了。

（背景介绍：这一时期我国沿海不断发生国民党劫持船舶得手的事件，为加强南洋线运输领导和保护，1952年10月，交通部将茂林公司与华东军政委员会下属的半军事化武装船队利民公司合并组建南洋运输部，对外仍以茂林公司名义经营。）

组织上是否将前因后果向程丽川先生解释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程丽川先生对组织的决定表示了服从。

同时，组织上指出：福建每年货物进出口数以百万吨计，大部分通过海运，必须自己掌握运输工具，才不会被奸商操纵暴利。请程丽川在将三兴船务行清算后，另外建立一家独资公司代表茂林公司租船运输。

程丽川又一次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回到香港对“三兴船务行”进行改组，成立侨利公司，继续战斗在为祖国租船运输的第一线。

破封锁的斗争是艰苦而危险的，经营侨利期间，程丽川承受着巨大的内外部风险和压力。一个是海运途中国民党匪帮的扰袭。

1953年夏天，侨利租用的“新利础”轮从上海运送麦粉到福州卸货，在福州口外，遭到国民党匪帮军舰开枪射击，一名水手受伤；

1954年起，随着侨利租船业务的增加，海上遇险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一次，国民党匪帮突袭福州口外，将港外侨联、南洋公司的两条船舶洗劫一空，严重威胁到港内侨利公司租用的三条外轮的安全，经侨利协调英国船东呼叫英国军舰护航，方才安全出港；

另有一次，侨利所租英籍商船在厦门装满货物后出港，即遭国民党劫持，被挟往台湾，已看到台湾岛上的灯火时，侨利呼叫的英国护航舰队终于赶到，方才获救返港。这一时期，侨利遭受国民党军舰、飞机轰炸、扰袭的情况还有很多，但万幸的是除了船期受损，货物均未受损。

程丽川先生收到的特务恐吓信

前方的船舶屡受骚扰，1954年至1956年间，身处香港的程丽川本人也不断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电话威胁，办公室和住所屡屡收到恐吓信和恐怖画；有一次还被诬告陷害，遭香港警察抄家，所幸程丽川以华侨身份交涉得免。组织上很关心程丽川的安危，问他如何应对。程丽川告知：“遗嘱早已备好在家，将来如有意外事故发生，你们可随时派人接收和管理。”程丽川之子回忆那段时间家中常见的情景：“电话的那一边是父亲轻声的安慰，电话的这一边是母亲无声的流泪。我心中酸楚，深感父亲不易，创业的艰难，佩服他，即使面对生死威胁，也不改本心初衷。” 

四、成立益丰船务，开创新中国贷款发展船队新途径

1959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遭遇了第二次中东战争导致的世界经济危机，西方航运市场同样受到了很大冲击，美国二战期间建造的自由轮价格从1956的650万英镑已暴跌至7万英镑左右，近乎废钢价。

而在世界的东方，新中国却依然因为没有一条自己的远洋船而发愁：一方面，国内造船工业底子薄，当时造一条5000吨级的蒸汽船需要3-5年的时间，耗资超100万英镑；另一方面，由于西方的禁运封锁，中国仅能采取易货贸易等形式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友好国家购造少量船舶。船队发展速度缓慢。

西方国家一方面卡住我们买造船的“脖子”，另一方面通过垄断中国海运市场的高运价，攫取高额利润。当时我国每年远洋外贸物资1000万吨，沿海内贸物资600万吨，大部分不得不靠租用外轮来完成，每年租船费用高达1500万英镑，成为当时西方世界揶揄的“国际租船市场的台柱子”。

程丽川先生结合租船实践算了一笔账，租用一条外轮十八个月的租金便可购买一条同样的船舶，显然买船要比租船更为合算；而且当时香港游资较多，贷款利率低，通过贷款买船更是节约投资，快速发展船队的好办法。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贷款买船这样破天荒的事情还一时无法被所有人接受，程丽川几次上书，多方游说，都石沉大海。

1959年9月，程丽川利用赴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活动的机会向交通部远洋局陈化民局长提出了贷款买船的构想，并将买船挂方便旗船经营的规划作了详细汇报，得到了交通部的认可。在上级的支持下，1960年初，程丽川利用侨利的盈余为基础先后贷款购入两艘万吨级旧货船“和风”轮（10290总吨，船价9万英镑）和“顺风”轮（10713总吨，船价72500英镑），挂英国船旗经营，到1961年底，不仅完全靠船舶营运收入还本付息，还盈利7万块钱。

侨利公司贷款买入的第一条船“和风轮”在抗美援越期间在海防港的照片

（背景介绍：在购买船舶过程中，为解决侨利公司是无限公司，不能购买船舶的问题，程丽川于1960年4月19日注册成立了益丰船务企业有限公司，与侨利公司实际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程丽川任董事、副经理。）

程丽川“借鸡生蛋”的成功实践引起了国内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62年11月13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侨利又以“和风”、“顺风”轮的盈利款和香港招商局的计划外利润购买了3艘货轮，挂方便旗，交由益丰公司经营。1963年11月，交通部等部委联合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利用银行贷款买船以发展中国远洋船队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批准。

1964年，由交通部主导，以益丰等香港公司为平台的海外贷款买船工作正式启动，这种模式一直运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买造船的国际壁垒打破为止。

1964年12月，国内第一艘贷款购买的船舶“黎明”轮交付中远广州分公司，到1966年，短短两年时间，交通部贷款购置的20艘、24.9万载重吨的远洋船舶就偿还贷款额的50%，相当于空手套得10艘万吨轮。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家投入的加大和香港贷款买船工作的不断成熟，中国的自有船队规模实现了快速扩张，到1978年，中国（不含台湾地区）总吨位已跻身世界第17位，增幅达到世界第3位，中远船队运力达到510艘、857.36万吨，其中贷款买船总运力超过86.14%。在1980年中远总公司买船接船工作会议上，交通部对中远的贷款买船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指出“在短短几年里国家不花一分钱就净挣了六七百万吨船。” 贷款买船的成功为中国远洋海运事业开辟了一条高速发展的全新航道，作为贷款买船的最早实践和倡议者，程丽川先生功不可没。

当然程丽川先生敢为人先的开拓创新精神不仅仅局限于贷款买船一个事例，与贷款买船同时期，他看到董浩云的金山轮船公司正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在日本造船，便也向上级做了汇报，建议借鉴这种方式，但没有被采纳。这项建议后来也得到了交通部的肯定，指出：（19）50-60年代是香港航运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很多船王就是靠分期付款造新船起家的，如果当时程丽川不是一心一意跟着国家走，自己干，早就发达了。这也是程丽川先生难能可贵的品质之一。

五、隐名奋斗，甘做新中国远洋事业的铺路石

1961年4月28日，也就是中远总公司诞生的第二天，新中国的第一条五星旗远洋船舶光华轮首航印尼接侨。许多人将历史上的这一天作为新中国远洋运输事业的开端。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为五星红旗扬帆远航的这一天，在此之前的几年间，身处香港的程丽川先生以侨利/益丰公司为平台，做了大量积极的探索和准备。

1959年，正是程丽川先生在香港积极建言贷款买船的那一年，远在北京的交通部也正在积极谋划着新中国自己的远洋船队建设蓝图。程丽川先生的建议和侨利公司的特殊区位优势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购买船舶，通过香港公司挂方便旗经营成为新中国探索自营远洋船队迈出的第一步。

1960年2月19日远洋局向交通部党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利用侨利作为开辟远洋运输的一个辅助力量，“他以侨商名义出现，业务活动比较机动灵活，不引人注意，可以在较大范围内经营运输，完成一些不宜用自有远洋船队负担的任务”，“有利于我们摸索一些航运经验以及外国港口、航商的情况”。

交通部长王首道在报告上批示：“同意，这种方式是可以利用的，要妥善掌握，逐步发展。”为配合国内开辟远洋运输事业，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除继续租船经营福建木材运输业务，程丽川先后租入英籍的“易宝河”和“联大”两轮[1]开辟了国内各口岸到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间的外贸货物运输。这一时期，为应对印尼排华，从1960年起，程丽川又租入一条客货轮“大宝安”开辟了广州到东南亚的航线，积极参与我国的印尼接侨工作。1960年，在第一条自有船舶“和风”轮到位后，侨利马上将其投入到了东南亚航线，开辟了交通部最早的远洋航线。到1964年，侨利贷款买入的自有船舶已达9条，先后开辟了古巴、西非等多条航线，并积极支持抗美援越，这些记录均早于目前官方的记载。

随着国内远洋船队的建立，为解决国内远洋船舶修船难的问题，1964年2月1日，程丽川先生专门设立了侨利机器修理厂，这家工厂以服务中国远洋船队为第一目标，在远洋局的领导下不断发展，成为了香港最大的修船企业——友联船厂。

光华轮首航印尼接侨

通过侨利公司不断的探索，为新中国五星红旗远洋船队的首航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尽管在开展上述工作过程中，程丽川先生与侨利公司始终隐藏在厚重的历史大幕之后，但他为新中国远洋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已铭刻在新中国远洋发展的青史之中。

六、捐赠资产，成就一生梦想

纵观程丽川先生的一生，与航运事业密不可分的是他对于慈善事业的投入。由于自幼吃了没文化的苦，他将经营所得大部分投入捐办家乡的教育事业，1947年，他在涵江中学捐资创办“高中商业职业科”，又捐资设立“兴安奖学金”，资助贫困学生就学。同时，又在自己的旧居内创办“蒲江小学”，用重金聘请名师执教。

经营三兴船务行期间，他还从个人分红中拿出钱来支援国家抗美援朝。而他自己则勤俭自律，上班不坐专车，总是乘坐最便宜的叮当车（香港的公交车），嚼着面包看报纸，午餐习惯用简餐，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淳朴本色。

随着侨利公司的快速发展，1953年秋，茂林公司告诉程丽川，根据先前许诺的10%的分红比例，到当年底，他个人将分得50万港币和部分人民币。程丽川请示上级是否可以将这笔钱继续投入家乡的学校建设。组织上表示：建校的初衷很好，但国家已经宣布社会主义建设，读书的事情国家统一安排。

程丽川很高兴，同时也很迷茫，捐建学校本是他一生的志向，而今学校无须投入，对他而言，这么多的钱自然也没有用处。他说：“我从小和大多数人一样受苦，现在有钱了，挥霍也不合适，更不习惯，留给子孙也是贻害他们。” 

程丽川又说，现在业务一年比一年好，按茂林公司10%的分红约定，5年之后，我的收入何止千万，再加上侨利自身的收益每年也可能在20万以上，那我不是变成大富翁了？名为为人民服务，实则自己谋利。与事实不相称，与平生志向不符合。

经过深思熟虑，程丽川做了一个决定：从1953年第三季度开始放弃茂林的分红权，由茂林公司合并上缴；从1954年开始，把侨利公司交给国家作为茂林的分支机构，并保证，对外一切事宜，照旧办理里，保守秘密。程丽川说 “我亲眼看到现在全国解放，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逐步进入繁荣富强的祖国，回想旧中国，海外华侨是一个孤儿，解放短短三四年间，看到国内治安和卫生及交通等，川感到万分欢欣鼓舞，川一定要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愿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祖国和人民。”

1965年农历正月初，程丽川突发腰脊病症，行动困难，不久左腿萎缩、瘫痪，经针灸服药三个月才得以拄拐行走。考虑到身体日渐不堪，1966年，程丽川请示香港招商局总经理刘云舟代为报告交通部，将侨利、益丰的船队、友联船厂正式移交国家，由招商局派副总经理高明接收。程丽川的儿子回忆：“父亲生病期间曾向母亲诉说把公司资产全部移交国家的想法，母亲并未表示反对，只是担忧未来的生活无所依，父亲安慰她说国家会照顾他们。”

1992年8月，程丽川病逝于北京，终年85岁。1994年11月1日，程丽川一手创立的益丰公司终于揭开了灰色面纱，与香港远洋轮船公司合并成立中远（香港）航运有限公司，发展成为全球第三大干散货船队。

香港中远大厦

[0] 三兴船务行的股本30万港元，其中福建省出资10万元，代表刘朝缙；永大公司出资10万，吴某代表（同年10月改为华夏公司刘松志代表），程丽川负责10万元（为隐蔽企业的国有身份，程丽川根据组织要求在同乡中进行了招股，个人实际出资4万2千元）

[1] 为支援沿海运输，两轮后转入上海海运局。

来源： 信德海事网